低调的城市地标缔造者 Farrells:
The Place is the client

“建筑物、城镇和城市,是我们生活中最强大、最具动感的元素,就像宗教、音乐、艺术或政治一样强大。然而,城市的内涵从来都不仅限于这些:它们是永久性的、公共的,既是一种符号,又是一种成就。我毫不怀疑,建筑和城市化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
—Terry Farrell爵士

Farrells:最懂城市文脉的建筑事务所
“ 我们的设计没有固定的形式语言,从城市去寻找答案,
The Place is the client ”

 

20世纪90年代,我们为英国内政部办公楼制定了一个新的重建计划。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原三座高层板楼被当地人们称为“丑女三姐妹“,与不远处的世界文化遗址威斯敏斯特宫极不协调。我们提倡恢复该地区的历史街道风格,将笨拙的高层大楼改建为多个灵活的低矮建筑群,并恢复了临街立面和公共空间。新的设计方案将整个内政部分为三个区域,以连廊相联,形成中庭公共交流空间。虽然新楼为多层建筑,但总体使用面积没有降低,功能和有效性远超之前的高层建筑。另外我们还与当地艺术家合作设计了有趣多变的立面,为整个区域注入了活力,成为一道亮丽的街景。

欧洲很多城市之所以持续保持吸引力,因为它们的街道不仅仅只有建筑物,城市的开放空间是一直保留下来的,经过很多年的历史仍然一直在被活化使用。Terry Farrell爵士始终强调从城市文脉去寻找建筑的答案,建筑师必须对城市和社会负责。

我们曾于1998年参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并成为最终候选的两个方案之一。当Terry Farrell爵士得知终选方案公布后,曾以个人名义呈请竞赛组委会,认为方案形体与周边历史古城文脉不协调,表达了惋惜之情。

对社会负责的建筑方案

建筑师该如何对社会负责呢?有一点就是开放空间的处理。因为开放空间会有不同的人参与,所以开放空间不是为开发商,而是为整个城市和社会而设计的。通过对整片区域的规划研究,由大及小,能更全面深入地找到符合这个地区的最佳建筑方案。

Farrells时刻努力了解地方,并揭示它的品质、它的历史和模式。我们诉说「地方的故事」,由它本来的旧貌,到即将实现的可能性,及建立后与所有相关者的共识。在各阶层的经济和和政策支持下,我们创造的「空间设计」预视此地方将来的旧貌。尽管我们的作品体现出许多不同的风格,但它们无一不是对场地环境及历史作出深入研究的产物。

Farrells设计师们的坚持
“花三个月时间争取少退5米用地界限,让街道更有活力,是非常值得尝试的挑战”

 

当接到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二期的总体规划设计任务时,我们希望在这里创建一个适合步行、充满活力的标志性目的地。区别于一期鳞次栉比的超高层,在这里,我们延续了老船厂的文脉,规定了建筑限高。总体规划的一个关键原则是创建从城市腹地到滨水区的多层连接,因此滨江的车行道路被设计成了地下穿行,将地面空间让给了开放空间,人们可以从城市直接到达江边,这种渗透性对于该地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将即墨路打造成一条行人友好的通道,引导人们走向保留的船厂艺术中心和开阔的滨水景观区。这条通道两侧设计为低矮的商业别墅,为营造聚集人气的街道氛围,我们做了大量的汇报沟通,花了三个月时间将道路两侧建筑退线从原来的10米争取到了5米。没有人要求我们这么做,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但如果有机会让城市变得更美好更有吸引力,为什么不争取试一试呢?

我们的工作方法往往是从整片区域的统一规划开始,因此经常会碰到挑战既有规划的情况。通过对人行和交通流线的引导、开放空间连接、体量研究、天际线控制、整体风貌控制、材料颜色等方面深入研究,以将概念设计落地为真正为人服务的城市设施。

前海壹号是深圳市前海特别经济区的第一个主要开发项目,六个小地块和相邻的街道组成了小街区密路网的格局。我们设计了一条贯穿六个地块、由东到西延伸至海边的步行景观廊道。原本从地块中间均匀切割的城市道路使得两侧的建筑底层无法形成有趣的步行空间,因此我们将车行道调整为偏向其中一侧,保持另一侧有更开阔的步行空间,使人们可以安全的穿行在咖啡馆、酒吧和餐厅组成的商业街之间,这里有丰富的景观和室外茶座,商业价值被最大化的挖掘,同时也真正确保了区域的活力。

这些挑战在设计之初很容易被视作自找麻烦,但当建成投入使用之后,以人为本的设计会被时间验证。所以我们不仅仅关注单个建筑的设计和使用,更关注建筑和建筑之间形成的城市空间如何使用,城市是建筑的外延,建筑是城市的修补。

最会挖掘地块价值的地标建筑师:
“地标不止是地标,Creating Landmark That Works”

英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懂得城市设计重要性的国家,对于地标建筑的设计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有一个理念是“Creating Landmark That Works”,地标不止是地标,建筑师如果仅仅做一个形象上的、高度上的地标,是远远不够的。

超高层在大部分城市都扮演着“地标性”的角色,独一无二的造型和天际线使一个城市具有可识别性。比如维多利亚港的超高层是经过高度控制设计的,与后边的山势起伏相呼应。中国尊的高度和形状也是经过仔细计算和模拟的,保证从紫禁城看过去的视线完好。通常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一栋超高层,比如京基 100—作为蔡屋围村中心多用途枢纽的基础,它已成为包容整个地区再生的催化剂,当地居民的包容和关怀成为城市转型动态模式的组成部分。项目实现了低碳、以交通为导向、联系紧密,从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象征。尽管开发密度很大,但为当地人和游客创造了一个受欢迎的、积极的公共领域。

厦门英蓝国际金融中心由包括四栋超高层塔楼及位于高空的酒店组成,形成了一个“海滨大门”标志性形象,但设计的出发点并不仅是标志性。按照设计任务书要求的建筑体量至少需要五栋超高层,这样楼栋之间势必会互相遮挡,极大降低每栋楼的海景视野。于是我们将其中一栋横置于高空中,设计了一个酒店,透过视野宽阔的落地玻璃,能360度俯瞰金门岛和厦门全景,同时其他楼栋亦直面海景,最大化地提高了建筑内部使用的愉悦感。

最早实践公共运输导向型开发项目 (TOD)的建筑事务所:
“不是每个城市都需要TOD,TOD不仅仅是一个概念,
必须经过时间的验证”

Farrells是轨道交通、各类交通枢纽及超高层方面的专家,北京南站、广州南站、新加坡高铁终点站、新德里站、南韩仁川机场运输中心、伦敦盖特维克机场、香港凌霄阁缆车站、多哈地铁、悉尼地铁西线等都是我们的优秀案例。TOD 模式是将此三类项目集合起来综合建造。我们把在英国的交通枢纽综合开发的实践经验带到香港,再带到大陆和东南亚。目前我们正在与深圳地铁合作多个项目,如西丽交通枢纽、公明车辆段上盖等。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香港开始做九龙站及上盖物业总体规划的时候,还没有出现TOD这个概念。香港一直以来将每一寸土地价值发挥到极致,地铁站上面建物业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下必然的结果,于是自然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TOD模式。

九龙站作为香港历史上最大型的车站之一,同时服务于东涌线和机场快线。在车站上方,我们制订了一个高密度的立体交通城市区域总体规划,包括7个开发项目,总建设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从1992年我们接受委托开始,直至2009年最后一栋建筑物——118层的香港最高建筑环球贸易广场建成,项目总历时17年,我们为这个复杂的的城市巨型基础设施系统的总体规划花了三年多的时间。项目计划分为六期开发,每一期在日后建设时都需要考虑到不影响其他项目的使用,所以我们按照建筑方案深度将所有的开发项目图纸全部排布出来,与交通工程师、结构工程师、设备工程师、轨交运营方等一起合作统筹,避免日后因无法实施而导致的任何浪费。在今天,九龙站成了香港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可以说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现在很多政府来找我们做TOD项目,但我们也经常会思考,这个城市是否真的需要TOD。TOD不可停留在概念上,需要经过大量相关专业的协调统筹,以及长远的时间验证。做如此困难和昂贵的一个设计,不是为了挑战自己。人们愿意放弃郊区更舒适的建筑密度、更高的绿化率而来到城市中心,是因为这里更便捷、更有效率,TOD项目应以如何提高效率提供便捷为出发点。

Cedric对青年建筑师的寄语:
“如果没有人关心城市设计,那将会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Cedric Tang.

青年建筑师更需要培养社会责任感,而关注城市设计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源于具体的城市环境考虑建筑,将城市与建筑看做有机的、一直在生长变化的过程,而非某种固定化的形式语言。Farrells经常会就一些社会话题做城市研究,比如针对香港民众热议的填海计划,我们在香港东部提出了一个新城市畅想,选择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区域作为填海,为香港未来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这些工作不一定会产生具体的经济价值,但对培养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却很重要。

面对如今需求与技术的不断变化,除了要掌握必备的建筑知识和画图建模技巧,更需要保持思维开放、创造力与活力,在变化的挑战中、在具体的实际问题中,推动设计的边界,探索城市与建筑新的可能。